著名的“首堵”（中国首都北京的交通拥堵），已到了“非治不可”的时候，并不因为仅仅是“首堵”的原因，而是因为“首堵”所造成的政治、经济、环保和社会方方面面综合的负面效应。为此，北京市出台了一份有关涉及“六项措施”的“治堵”方案，并公开向社会征求良策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份涉及“六项措施”的“治堵”方案中，笔者看到的全都是些“治标”的权宜之计，而没有看到真正的“治本”之策。换言之，“要‘治堵’，先‘知堵’，知行合一才无堵”。
“要‘治堵’，先‘知堵’”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“人多路少”的国家，而如今造成全国普遍性的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（不仅仅是“首堵”），就在于非理性（或者非科学）的汽车产业发展。尽管每百人的汽车拥有量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高，但“人多路少”的基本国情却难以支持“每百人汽车拥有量”这种“比较数据”在中国的实践。也就是说，非理性（非科学）的汽车产业和汽车消费（包括政府鼓励信贷消费），才是最终造成“汽车与人口争抢路权”进而致使全国普遍性的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对于这种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，不但北京“治堵”的“六项措施”熟视无“堵”，就连多如牛毛的建言献策者中，也很少有人讨论。试问，并不“知堵”的“六项措施”和参与者众的建言献策，难道真能为北京的“治堵”带来意外的惊喜吗？笔者认为，只能是异想天开，自欺欺人！
“知行合一才无堵”。上面从“知堵”的角度谈到了全国普遍性的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，那么，“治堵”也就有了“治本”的目标——限制汽车产业的发展（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理由）和限制汽车消费的泛滥（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理由）、大规模减少公车配置、提高各种购车门槛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……。总之，“治堵”的“治本”之策，一定要是政治的需要、经济的需要、环保的需要和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，而不仅仅是某些利益集团的需要和占人口总数的少数人的需要。这些，就是笔者认为的“治堵”的“知行合一”，最终才能够真正实现“无堵”的中国交通新面貌。
“要‘治堵’，先‘知堵’，知行合一才无堵”，道理是简单的，问题是复杂的，尤其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，更是如此。笔者并不怀疑而且深知，“治堵”有可能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调整“大博弈”，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社会新矛盾，反而还会让有关“治堵”的“治标”权宜之计陷入困境，就别遑论“治堵”的“治本”之策了。因此笔者认为，北京的“六项措施”的“治堵”方案，最好能够增添“要‘治堵’，先‘知堵’”的“知堵”内容，以便让社会各界的建言献策更加理性、更加科学，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建言献策。总之，“要‘治堵’，先‘知堵’，知行合一才无堵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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